滚印以其圆柱形的侧面作为印面，可以容纳丰富的画面，熟练的工匠更能凹雕出准确的人物肌理和服饰细节，使印出的纹饰体现出浅浮雕的效果，由是成为古代西亚三千年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
滚印使用之初，作为城市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后更是成为王室发号施令的凭证，以及守护契约的信物。于是滚印被视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如此也给予“滚印艺术家”们传承和变革的动力。
滚印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如Dominique Collon的《First Impressions》一书既分七节分别讨论这七个阶段），而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推动作用的则是三个“变革”期。变革期和这七个阶段并不完全对应一致。
第一阶段、萌芽期
年代：乌鲁克晚期至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3500 – 2900BC）
约公元前3500年，最早的滚印和用印证据出现于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兰（伊朗西南部），此后逐渐扩散到两河流域北方、叙利亚、安纳托利亚。这一时期滚印大量用于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尤其是仓储管理。这一时期滚印的体型巨大，往往未打孔而在顶部有把手，或者打半截孔用于镶嵌把手。
滚印的纹饰重视现实主义描绘，丰富的场景用于表明其所属的社会公共职能等信息，因而承载了一部分文字的功能。滚印图像中还夹杂了多种多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幻想生物描绘，其中一部分显然和后世两河流域流行的异兽形象有所关联。
公元前四千纪末期，既所谓乌鲁克末期或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以乌鲁克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南部城邦联盟趋于崩溃，新兴的苏撒-迪亚拉-叙利亚贸易线路则开始兴盛。一类全新的滚印迅速流行起来，并传播到非常广泛的地理范围，其出土证据远及东欧、埃及等地。
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滚印逐渐发展为较小的矮胖型，径向穿孔为主。
乌鲁克晚期存世滚印实物极少，封泥和陶球上的印戳证据则极多。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存世滚印实物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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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滚印艺术的形成
年代：苏美尔早王朝（2900 – 2300BC）
早王朝早期，苏撒-迪亚拉-叙利亚贸易线路进一步活跃，源自杰姆代特·纳斯尔时期的线性风格逐渐发展为几何风格，并广泛流行于地中海至伊朗的贸易线路上。
随着楔形文字系统的发展成熟，滚印不再被用于标识其所属的社会公共职能，这一时期的泥板上罕见滚印印戳。与此同时，私人开始拥有滚印，滚印开始具有标识个人身份地位的功能，同时材质精美的滚印也为两河流域的皇室作为装饰品使用，少数滚印上第一次出现了个人姓名的楔形文字铭文。
由于上述的功能变化，苏美尔城邦的滚印题材首先开始脱离现实主义，以描绘神话、英雄史诗和宫廷宴会为主，逐渐形成几种固定的艺术风格，并传承后世。由于两河流域南部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些风格迅速扩散并取代了周边地区的地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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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皇家滚印艺术和官僚体系
年代：阿卡德帝国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2300 – 2000BC）
阿卡德帝国统一了两河流域，并将版图一直推进到地中海沿岸，这一时期地方风格变得稀少，而以帝国为首引领了滚印艺术的第一次变革期。
*** 第一次变革 ***
自萨尔贡时代开始，阿卡德帝国的皇家大力推进滚印艺术，造就了滚印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对滚印发展的历史也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
- 高度写实且极富生气的英雄争斗题材，肌肉描绘和动作张力都有着前无古人的造诣，并成为后世皇家滚印艺术的标准；
- 神话题材展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神祇具有了更为具体而丰满的形象；
后阿卡德帝国时期（2200 – 2000BC，也称为“新苏美尔时期”），盖有滚印的契约泥板逐渐开始流行，并成为滚印最常见的功用。官印几乎统一使用“坐式觐见”题材，取代了宴饮题材，官印铭文形成了”XXX，YYY的仆从“的模式，其中YYY可以为神祇、国王或地方统治者，这是两河流域的官僚体系在滚印上的第一次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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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成熟期
年代：伊辛和拉尔萨王国至古巴比伦王国（2000 – 1600BC）
乌尔第三王朝覆灭后，阿摩利人乘虚而入，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建立了一系列大小势力。其初期，以伊辛和拉尔萨两个王国为最强，并争霸二百年。这一时期的滚印风格基本沿袭此前的新苏美尔时期，以“坐式觐见”为主，但人物的构图顺序有所变化。
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罕谟拉比迅速扩张，并再次统一了两河流域。这一时期“立式觐见”彻底取代了“坐式觐见”，同时，争斗题材也重新开始流行，并可能为巴比伦王室所偏爱。巴比伦滚印的铭文中较少提及上级官员或国王，而更多提及神祇，可能体现了官僚体系的变化.
古巴比伦的滚印构图多留白，或常见多种场景混合出现在一件滚印上。滚印的重刻、重用等现象也非常普遍，体现滚印使用的普及和制作的商业化、流程化。
古巴比伦晚期，“神印”出现，其铭文为对神的祈祷语。滚印的艺术性有较大程度的衰退，构图风格也变得简单。然而，这一时期也见证了砣具的最早运用，以及石英质硬材质滚印的大量出现。
公元前2000年后，亚述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帕多细亚地区建立了贸易殖民地（karum），此地出土了各种风格和类型的滚印，且互相间颇多影响，体现了商品和文化交流的活跃。
至公元前1800年后，叙利亚的贸易枢纽功能也逐渐凸显，随着政局的稳定，其文化进入一段黄金时期，滚印雕刻艺术也足以媲美两河流域。叙利亚滚印艺术成为下一个时代滚印艺术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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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新势力和变动期
年代：米坦尼王国、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和中亚述帝国（1600 – 1100BC）
古巴比伦王国覆灭后，两河流域经历了较长的黑暗期，至15世纪新的滚印风格方始出现于加喜特王朝和米坦尼王国。
作为古巴比伦的继承者，加喜特王朝的贵族和宫廷滚印也延续了古巴比伦晚期的风格，使用大段祈祷语，而图像则更趋简化，此为“加喜特第一类风格”。
米坦尼王国早期，批量制作的费昂斯滚印流行，其源头和主要作坊在米坦尼境内（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但实物经由远地贸易广为流传。另一方面，重用和改刻早期印章蔚然成风，或作为一种复古情节，或作为对两河文化正统继承者的自我标榜；
米坦尼王国晚期开始流行以硬材料（褐铁矿、石英族）雕刻的滚印，但是由于石材供应短缺，大部分滚印体型较小。
这一时期，砣具和钻具等高速加工工具开始大范围流行，高等级滚印多采用高硬度材料如石英族矿物、褐铁矿等，这在加喜特王朝和米坦尼王国晚期，以及后续的中亚述帝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亚述早期为米坦尼王国控制，中亚述帝国兴起后，既发展出自己特有的风格（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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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变革
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开始，滚印艺术经历了第二次大变革（有学者称为“十四世纪变革”），并最终诞生了两大重要的滚印风格，既加喜特的“第二类风格”和亚述的“阿达德·尼拉里一世风格”。此后加喜特国祚渐微，滚印艺术没能进一步发展，而中亚述帝国则益加精进，又诞生出了更为精致的“夏马内舍尔一世风格”和“图库尔提·宁努尔塔一世风格”。
这一时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
- 滚印场景中的人物描绘再次展现出消失已久的生气和写实艺术风格，并且其细节描绘甚至超越了阿卡德时期；
- 自然描绘成为滚印题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巴比伦和亚述的工匠分别在天地寰宇和乐园的描绘中展现了惊人的才智和想象力；
- 争斗题材再次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力，其中许多创新的形式和风格成为后世的流行风；
- 神祇形象描绘逐步淡出，尤其在中亚述帝国后期，除了少数祭祀题材滚印，神徽的使用几乎完全取代了神祇描绘；
- 中亚述滚印铭文的位置转移至场景上方，有时不带外框，加喜特第二类滚印的铭文则有时环绕场景分布；
这是滚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它彻底摈弃了古巴比伦时代后逐渐固化的题材风格，而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为此后近千年中各种富有表现力的滚印风格的涌现奠定了基础，并再一次将滚印的艺术性提高到了其实用性之前。
这次变革并非偶然发生，亚述帝国和加喜特王国新兴的权贵阶层的需求，以及叙利亚地区对早期风格的传承，促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有意识的艺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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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阶段、大帝国时代
年代：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1000 – 539BC）
新亚述帝国早期，线性风格和蛇纹石材料有着短暂的复兴，这一时期的滚印以祭祀题材和狩猎题材为主。
公元前八世纪，亚述开始流行“切磨钻刻”风格，石英族硬材料成为绝对的主流。但是也出现了一批专门生产费昂斯滚印的作坊，或许为米坦尼时期费昂斯滚印的延续。
巴比伦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流行一类较为精致的“典范”风格，后为亚述皇家作坊借鉴，由此引发第三次变革（见下文），此后，
这一时期滚印铭文往往穿插在场景中，多无外框。
第三次变革
第三次变革可以视为第二次变革的延续，再次崛起的亚述帝国的皇家滚印作坊从巴比伦吸收了富有雕塑感的“典范”风格，同时也复兴了中亚述流行的几类争斗题材模式：
公元前八世纪末，巴比伦首创的富有雕塑感的“典范风格”（也作“雕塑风格”）为新亚述帝国的皇家滚印作坊所借鉴，并创造出新亚述的“典范风格”——一种具有可怕的细腻度和强烈雕塑感的风格；
“对称控制式”争斗成为亚述宫廷首选的滚印题材，“持械威胁式”争斗则主要在巴比伦流行，除了一些图像细节外，大部分时候亚述和巴比伦的风格较难区分；
祭祀题材成为官员印的标准题材，神祇形象描绘在亚述有所复兴，但是在晚期神徽的使用再次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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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七世纪开始，塔形印流行两河流域，滚印的使用逐渐减少，工艺也逐步退化。
第七阶段、传承和衰亡
年代：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550 – 200BC）
波斯帝国官方继承了两河流域文化，并在官方推行滚印使用，皇家用印传承了新亚述和新巴比伦的风格，并发展出波斯特有的宫廷风格。国王作为各类题材的主角，取代了新亚述和新巴比伦滚印中的神人和英雄，成为宣传帝国守疆之力的重要工具。
小亚细亚的古风希腊风格和波斯题材印章（包括滚印）融合，形成极富特色的“希腊化波斯”风格。
大流士时代开始，帝国阿拉米文（古阿拉米文的一种规范版本）成为主流的滚印铭文，但王印一般用阿卡德、埃兰和古波斯三语铭文。
阿塔薛西斯时代之后，滚印的生产趋于停滞，泥板使用延续到公元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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